16日，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建成的成都考古中心冶金考古實驗室，從清代寶川局遺址考古現場出土的坩堝、銅幣等文物的實驗室研究啟動。
經過考古發掘，清代寶川局遺址揭露遺跡有窯爐30座、爐房6處、方池6座及排水溝3條，同時出土了數量眾多的坩堝、煉渣和錢幣，錢文可辨以乾隆通寶為主，另有少量嘉慶通寶。
“經過檢測，這些錢幣里沒有錫的成分，主要是銅和鋅，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黃錢；而清代錢幣如果含錫，就是通常所說的青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副研究員楊穎東拿出一枚南北朝時期的五銖錢，也就是含錫的青銅錢，現場展示了含鋅錢幣與不含鋅錢幣的區別，含鋅的錢幣色澤黃亮。“鋅的冶煉比較復雜，其始于明代，清代用鋅參與錢幣鑄造，所鑄錢幣從色澤、硬度、耐磨性方面都有明顯提高，也同時顯示了古人在自然科學技術方面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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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穎東介紹，通過容量測定，可以推測出土的大坩堝，一只最多可以容納45公斤銅液，可以鑄造一萬兩千余枚乾隆通寶；而一只普通坩堝，最多可以鑄造4000余枚乾隆通寶，這是指理想狀態下，而現實中，應該小于這個數目。
清代寶川局遺址考古現場負責人唐彬介紹，清代寶川局遺址出土窯爐平面呈狹長方形，為平地向下開鑿而成，有早晚之分，早期窯爐較深，后期窯爐較淺。窯爐由火塘及爐室兩部分構成，爐室為熔煉銅液所在，溫度極高，爐磚殘留部分流化跡象，周邊有明顯燒土痕跡。兩座窯爐一般火塘相對，兩兩成組，周邊砌磚圍成爐房，部分爐房在后期因增修窯爐有所擴建。
窯爐內豎向裝填多枚坩堝，坩堝呈炮彈狀，口大底小，高30厘米至40厘米。遺址發現大量坩堝，部分坩堝填埋整齊，并有木板遮蓋；部分坩堝用于排水溝，或鋪設于溝壁，或直接口、底相接成一條排水溝。
爐房及窯爐主要位于遺址東西兩頭，中間地段由多道隔墻隔開，中間分布6個方池，方池內填土發現大量瓷器及部分澆筑后的錢幣及錢樹，可能用作蓄水。西側爐房一線發現多條小路接入爐房，小路以西地面不見燒土及煉渣等痕跡，可能其西為辦公區。
唐彬認為，該遺址東臨人民中路，北距西御河沿街約100米，從清代光緒年間地圖可見位于原清代貢院西北，結合發現窯爐、坩堝及大量銅錢，表明此處應為清代寶川局鑄錢遺址。從部分清洗錢幣統計，乾隆通寶占絕大比例，另有少量嘉慶通寶。推測該區域遺址鑄錢活動主要在乾隆年間及嘉慶前期，至嘉慶后期已廢棄。遺址出土瓷器也多呈現清代中晚期特征。
寶川局為四川地區清代鑄錢機構，文獻記載寶川局始建于康熙七年(1668年)，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開鑄，至乾隆年間(1736-1796年)共有鑄爐40座，供地方養官、兵餉、修城之用。雍正十年初鑄于成都府前狹地，后移至貢院西空地，乾隆年間曾在此兩次大規模擴建，修建爐房、挫磨房、庫房等建筑，并因銅礦不敷額用，間或停爐減卯。反復開爐及改擴建活動，造成遺址同一爐房內多個窯爐之間的早晚關系，甚至窯爐擴建至爐房外，并拆除圍墻等現象。鴉片戰爭后，白銀大量外流，銀貴錢賤，銅價高昂，至光緒三十年寶川局正式裁撤，改由四川機器局鑄造的銀元及銅元流通市面，寶川局原址改作勸工局。
楊穎東表示，通過對寶川局冶鑄遺跡和遺物實驗檢測，發現了寶川局鑄幣的特征：錢幣主要由銅和鋅元素合金而成，銅鋅比接近1：1，同時含少量鉛，所鑄錢幣為黃錢，錫元素沒有參與鑄造，所以并非青錢。這是該時段產品的特征。
另外，從鑄銅原料、鋅錠、大量坩堝、30座爐子、各種功能用房、生活設施等遺跡和遺物，反映錢幣冶鑄要素齊全，非常完整的體現了清代寶川局錢幣鑄造及管理全過程。寶川局遺址規模宏大、遺跡清楚、遺物豐富，體現了官方組織管理的特征。
唐彬表示，清代寶川局遺址分布面積大，窯爐及附屬設施數量多，布局結構較為清晰，出土錢幣豐富，為復原和研究清代寶川局的建置沿革、功能區劃與布局、鑄幣工藝流程以及清代成都城的歷史風貌，都提供了十分珍貴的重要參考材料。寶川局錢幣廣泛流通于全川各地，遺址發現的乾隆通寶多保留鑄幣過程中留下的翻砂、澆筑錢樹等痕跡，是研究清代鑄幣工藝流程的難得的實物范例。(記者 岳依桐)
(責編：趙竹青、李楠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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