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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偉生操作海德堡“風喉照鏡”印刷機。
新華社記者 陳 鐸攝
“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這是宋代典籍《夢溪筆談》中記載活字印刷的句段。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活字”變幻的視覺盛宴，令世人震撼于東方技藝，至今歷歷在目。
少有人知的是，活字印刷在香港中上環一帶曾興盛一時，成為20世紀50至70年代香港的重要行當之一。如今，經過上環荷里活道，轉入西街斜坡，拾級而上，還可以看到一家活字印刷鋪——光華印務，它已經矗立近70年。這家印刷鋪的故事，也是香港活字印刷行業發展變遷的縮影。
兩代匠心，親歷行業興衰
任偉生是光華印務的第二代傳人，這家印刷鋪由他的父親任朝光一手創立。20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印刷業開始騰飛。中環和上環一帶商鋪、銀行林立，對發票、合同、信封、信紙的需求很大，活字印刷因而興盛。“中環和上環一帶那時至少有超過200間活字印刷店鋪，相輔相成的店鋪一應俱全，燙金鋪、油墨鋪、鑄字公司基本都能在這一帶找到。”任偉生說。
20世紀80年代，不需要人手排版字粒的柯式印刷（膠印）逐漸普及，傳統的活字印刷受到新技術沖擊。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香港四大鑄字公司相繼結業。“排一個版如果需要100個字粒，只要缺少1粒，那就沒辦法印。”字粒與活字印刷相伴相生，在唇齒相依的產業鏈中，鑄字公司的關停對于活字印刷店鋪來說，無疑是“滅頂之災”。
曾經忙得熱火朝天的店鋪，現在只剩下任偉生和太太二人堅守。
精益求精，再現活字技藝
任偉生的店鋪里存有數十萬字粒，看似雜亂無章，其實有跡可循。“一般是按廣東話字典中的部首排序，有時也按個人的使用習慣，將常用字放在顯眼位置，方便取用。”任偉生說。
與現在的計算機排版不同，活字印刷有“執”“印”“切”“釘”四道基本工序，一字落錯便要從頭再來。因此對任偉生來說，“執”字粒是最繁復且考驗技術的工序。他用字鉗在字盤中挑選著合適的字體、字號，然后將鉛字放入盛載字粒的“字的”（擺放字粒的木質托盤）中，再調整每個鉛字之間的距離，行距則要用到一張薄薄的“鉛片”。字粒排版完成后，將印版鎖緊、固定，便可放入機器內開始印刷。
任偉生的店鋪里有兩部引人注目的印刷機。其中一部海德堡“風喉照鏡”印刷機買來已有50多年。任偉生介紹，這部機器通過機械風力吸紙，自動送到壓盤印刷，再將印好的紙張收到吸紙臺，1小時可以印幾千張。另一部“手落照鏡”印刷機由任偉生的父親購入，操作更加原始——加墨時需將墨汁抹在如銅鏡般的圓形墨盤上，之后便要借助人力壓動手柄。
抹墨、鎖版、走紙……任偉生完成一系列嫻熟的操作后，油墨經墨轆帶動至完全均勻，一張鮮紅的“福”字中國結躍然紙上。
與時俱進，守護活字傳承
活字印刷作為一個行業誠然已經式微，但香港傳統文化保育熱潮的興起，使得活字印刷再度受到關注。2014年，活字印刷技藝被納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的“傳統手工藝”類別。
在香港文物保護團體的協助下，任偉生用自己現成的店鋪和既有的活字印刷工具，成立了“活字寶手作坊”。借助社交平臺和保育組織的推介，任偉生基本每周都有兩三場手作坊活動，陸續有學生、志愿團體組織參加。如今，店鋪內除了字粒和印刷機，最多的就是相片、錦旗和獎杯。
“除了保留住父親的一份心愿之外，‘活字寶手作坊’也可以推廣活字印刷。讓更多人知道，活字印刷在香港曾有過一段光輝歲月。”任偉生說，活字印刷的薪火相傳，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延續。
（據新華社香港電）
(責編：王仁宏、楊迪)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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