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日本內閣會議近期通過防衛產業生產基礎強化法案，其中加入了成立促進武器裝備出口基金等相關條文。這是日本政府擴大武器裝備出口的重要舉措，意在壯大自身防衛產業，為實現日本所謂“軍事大國化”長期目標服務。日本一些政治勢力妄圖重走軍事大國路線，將給地區和平與穩定帶來新的威脅。
據悉，該法案主要涉及兩個方面內容：一是鞏固日本國內防衛產業鏈，尤其是避免一些與防衛相關的中小企業因受市場沖擊退出防衛產業，造成供應鏈斷裂，影響裝備生產以及日本本土安全；二是助力日本武器裝備出口，為適應國際買方需要進行的技術調整提供財政補貼。
“該法案與日本2022年年底出臺的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配套，把提升武器裝備制造能力作為落實‘實質性強化防衛能力’的重要內容，為軍費大幅增長乃至數年后的軍費翻倍提供助力。”接受記者采訪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孫文竹表示，岸田政府上臺以來，高度關注經濟安全，著力在各領域打造“有韌性的產業鏈”，以防范未來可能出現的國際形勢動蕩對日本各行業造成沖擊，該法案可謂其經濟安全思路在防衛產業領域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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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該法案的目的，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東北亞研究所日本安全研究室主任徐永智認為，這是借武器裝備出口推行所謂“印太秩序”。日本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提出，要在印太發展自由與開放的國際秩序，并且明確將建立軍事援助新機制。日本視東盟為大有希望的市場，已與多個東南亞國家簽署裝備轉移的相關協定。
受和平憲法束縛，日本國產武器裝備使用對象主要是自衛隊。2014年之前，日本大體上奉行“武器出口三原則”，除個別特例外，基本全面禁止對美國之外國家的武器出口。
“上世紀70年代，日本輿論和在野黨普遍擔憂日本再次成為軍事大國。時任首相三木武夫為緩解這種擔憂，原則上全面禁止出口武器。80年代，中曾根康弘擔任首相后，日本政府為與美國聯合研制武器，曾允許對美國轉讓軍工技術。”徐永智說，“2014年，安倍政府正式解禁武器出口，并將原有的‘武器出口三原則’修訂為‘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標榜如果能對和平作出貢獻、利于日本的國家安全，則允許武器出口。同時按照國際慣例，不對沖突當事國、聯合國禁運國等出口武器。”
孫文竹表示， 2022年2月俄烏沖突爆發后，日本又修訂了“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以“共同應對國際秩序受到的威脅”為由，向烏克蘭提供了防彈衣、頭盔等裝備，為今后進一步以類似形式干預國際沖突開啟惡劣先例。2022年年底日本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開始探討進一步擴大武器出口范圍，向部分簽訂合作協議的國家出口導彈、戰斗機等致命性武器。
對于日本不斷擴大武器裝備出口的行徑，孫文竹表示，一方面，日本意圖增強自身在軍事安全領域的國際存在感，從而實質性架空和平憲法與“專守防衛”原則，逐步向軍事大國邁進。另一方面，日本也有打入國際軍售市場，借武器裝備出口獲取經濟利益，為自身重整軍備拓寬資金來源，乃至為整體經濟注入活力的考慮。
日本為其武器裝備出口“松綁”動作不斷。但從2014年以來的實際效果看，日本對外出口武器裝備的銷路不佳，以無償贈送為主，值得一提的成交記錄是2020年向菲律賓出口雷達，其余絕大多數出口計劃均無疾而終。
在孫文竹看來，日本防衛產業長期較為封閉，客戶幾乎僅有日本自衛隊一家，國內競爭不強，導致生產成本高，性價比差，且不擅長根據不同的客戶需求加以定制化改動，部件的通用性較為有限，國際競爭力不強。而且，日本國內軍工市場規模有限，許多軍工企業面臨利潤過低的問題，近20年時間里，已有100余家企業從防衛產業退出。
徐永智認為，日本本國的防衛產業實際上處于慢性衰退的狀態。由于價格昂貴、技術水平有限等因素，日本武器裝備出口的實際成績一般，未來可能主要是針對東南亞國家拓展軍艦、巡邏機、雷達出口。日本妄圖重振防衛產業前景并不樂觀，其動向已引起各方高度警惕。（張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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