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

何平近照

與專事理論探索、史料挖掘、文學史研究的學者不同，雖然身在大學校園，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卻有多重身份——他是活躍在文學現場的批評家，是文學期刊的欄目主持人，是文學青年亦師亦友的同路人……多年扎根文學現場，令他的文學批評不僅具有理論維度、歷史視野，更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何平善于從蕪雜的創作生態中披沙揀金，提出有意義的命題，也樂于和各年齡段的作家保持密切聯系，敏銳發掘他們創作中的新質，他的文學批評專著《批評的返場》（譯林出版社）去年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

在《批評的返場》序言中，何平認為，要發揮當下文學批評的功能，需要“對話”與“行動”。“對話”指作家、批評家、讀者等群體之間要保持對話，文學批評家要成為不同文學群體、部落和圈層之間的越境旅行者、報信人和斡旋者；“行動”則提醒當下的文學批評家，不要把自己的工作收縮在學術體制下的論文寫作中，期待大家走出書齋和大學院墻，到文學生產一線去。何平是如何“對話”與“行動”的？本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尋找當代文學的“繪圖法”

當代文壇，創作繁榮，色彩斑斕。何平注意到，塑造當代文學格局的，不僅有風格各異的傳統文學期刊，更有引領青年創作風尚的新銳雜志；不僅有傳統文藝類出版社，還有理想國、后浪、文景、磨鐵等出版機構；網絡世界的文學平臺則更加豐富多樣，自媒體、文學社區、網絡文學商業網站等，像一個個拼圖，共同組合出當下文學版圖的樣貌。

“現在的問題是，文學現場越來越膨脹和復雜，而大量集中在大學和專門研究機構的專業文學批評從業者，是不是有與之匹配的觀念、思維、視野、能力、技術和表達方式？”何平說。他從重塑批評的公共性出發，認為從業者不能“躲進小樓成一統”，或是把文學批評置換為論文生產，而應“返回文學現場”。《批評的返場》書名中的“返場”，意思是接續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傳統，尤其是在上世紀90年代文學批評的延長線上，去發現今天的文學和文學的“場”，重建文學和大文藝、文學和知識界、文學和整個廣闊社會之間的關聯性，“恢復文學批評在場發聲的問題意識和命名能力”。

然而今時不同往日，如何把握當下更為復雜的“文學現場”？何平援引社會學研究方法打了個比方，他說：“我們說的‘現場’也許可以用社會學的‘田野’來類比，社會學田野調查強調的‘在地’，是以在地人的思維去考察；‘進入’現場，意味著批評者要擁有地方性知識。”他所說的“地方性知識”指的是一種生長于斯的了解。

《批評的返場》分“思潮”“作家”“現場”3輯，“思潮”部分涉及文學與地方、媒介與作家成長、青年寫作的公共性、文學的代際關系、多民族文學共同體、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文學整體觀等文學議題。比如在《“只有這樣的地方，才有這樣的生活”》中，作者勾勒出從汪曾祺對高郵地方敘述意義的再發現，到1985年前后的“述異志”式的地方敘述，再到世紀之交的“佯史”地方敘述和全球化時代“中國經驗”敘述的脈絡，認為文學書寫地方不應該是觀念化的，要避免“見史不見人”，勠力塑造典型人物。在《新世紀傳媒革命和70后作家的成長》中，作者關注改版后的文學期刊作為富有活力的新傳媒如何助力70后作家登上文學舞臺，“專欄”作家、“博文”作家如何激發散文的文類潛能。《生于1977—1987：更年輕世代作家長篇小說地理草圖》中，作者觀察同一個年齡段作家的創作，羅列了5份長篇小說清單，從網絡文學、科幻文學、青春文學到所謂的嚴肅文學，素描出當下文學版圖的多元異質與代際經驗的天差地別。在《二論網絡文學就是網絡文學》中，作者反對從文學的雅俗之分出發去研究網絡文學，“以現代文學的審美尺度把整個網絡寫作一鍋燴地亂燉”，主張應該認識到網絡文學的特殊性在于讀者和市場。

何平像一名“測繪員”，在做著“文學拼圖”的工作。他的批評特色在于，不只考察作品的創作主題、美學風格等文本內部因素，而且擅長把作家作品納入特定的文學場進行考察，尤其注重文學媒介、文學制度、文學空間、文學代際、文學思潮和文學史觀等角度的交叉研究，探究個體經驗與時代整體邏輯的復雜關聯。這就既保證了對微觀的把握，也避免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弊病。“每一塊拼圖的文學場域、人員構成、審美生態都不盡相同，我們需要身體力行地‘在地’和‘進入’。”何平說。

青年寫作要有“我們”意識

在代有新人、永不落幕的文學舞臺上，青年作家的創作是何平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在進化的鏈條上，每一個人、每一代人都是‘中間物’。無論前代作家多么有創造的活力和勇氣，他們終將進入歷史，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學記憶。‘新’文學和‘新’的文學時代最終還是要移交到‘新’人手里。”何平說。

在他眼中，從文學制度看，五四新文學以來建立的培養和推介年輕作家的傳統從來沒有中斷過；從文學期刊看，除了《萌芽》《青年作家》《青年文學》《西湖》《青春》等以青年寫作為特色的雜志外，《人民文學》《收獲》《十月》《花城》《鐘山》《上海文學》《芙蓉》《作品》《山花》等老牌文學刊物也設有類似“文學新人”的專輯和專欄；從網絡媒介看，各種網絡新媒體不僅為傳統文學期刊源源不斷地輸送文學新人，而且形成了獨立的文學空間；從文學出版看，理想國、后浪、文景這些出版機構基本以青年作家的原創文學為主，他們正在成為青年作家成長的助推力量。“那些已經漸次打開的文學空間，為青年作家提供了遠較他們兄長輩和父輩作家更大的可能性”。何平說：“青年作家有自身的優勢。80后、90后，甚至更年輕的千禧年后出生的寫作者，成長在中國走向世界的時代，從一開始就在世界文學中閱讀和寫作，而且幾乎都接受過完整的大學教育，接受著豐富的文學和文化滋養。”

但何平也關注到一個問題，青年作家在寫出“我”的同時，更應寫出“我們”。“今天的青年寫作，無窮的細小個體的‘我’有意無意地讓‘我’變得與歷史和現實無關，成為同時代孤立無援的人。青年作家要向前輩學習的是建立‘我’和作為‘命運共同體’的‘我們’之間的關聯。”何平說，“希望青年寫作延伸到廣闊的公共生活，啟動青年對中國當代現實的思考和關切，先做一個有思想和行動力的青年，然后再做一個青年的審美創造者。”

發揮期刊的“文學策展”功能

《批評的返場》中有一個吸引人的概念——“文學策展”。文學也能像一場博物館、美術館的展覽，進行策劃嗎？這要從何平在《花城》開設的“花城關注”欄目說起。

“花城關注”是一個批評家主持的欄目，每期一個專題（主題），由關鍵詞、文本、對談和闡釋主題的總評構成，總評將作品所折射出的當下文學現場的問題作為標靶進行討論。從2017年到2022年，欄目一共做了6年36期。它根植文學現場，關注青年寫作，考慮的是這樣的問題——關于中國當下文學，正在發生什么？寫作者在寫什么？什么是我們時代文學的新質？

《批評的返場》中“現場”一輯收入了“花城關注”欄目從2017年到2021年共30期的總評。例如“花城關注”2017年第1期的總評是《這次我們不只談論電影，也談談他們的小說》，聚焦萬瑪才旦等幾位電影導演的小說創作，探討文學與影像的關系；2018年第1期的總評是《他們在“邊境線”寫作》，關注次仁羅布、阿拉提·阿斯木和黑鶴這幾位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考察文學共同體中的多民族文學風貌；2021年第5期的總評是《目前的機器寫作，不是文學，更不能取代作家創作——關于當下AI寫作的技術問題》，以同期刊發的兩篇人與機器共同完成的作品為例，延展到AI寫作的可能性問題。

《當代》雜志執行主編徐晨亮認為，通過專題策劃，“花城關注”欄目如文學的“展廳”，構成了一個文學主題園區，若是能在閱讀這份提綱挈領的導覽之外，結合所展陳之具體文本的閱讀，當代文學的若干新脈絡自然會浮現出來。

言及這一欄目的初衷，何平說：“作為寫作者，理所應當貢獻不同的現實感受、不同的文學經驗和想象、不同的文學形式，‘花城關注’就是要讓這些可能性、多樣性和差異性一起浮出地表，拓殖文學疆域，接納更多新作者及其文本。通過引入審美新風，將文學期刊做到我們時代現實和文學生活的十字街頭。”

這也形成了何平“文學策展”的觀念，他說：“每一種文學發表行為都類似一種‘策展’。跟博物館、美術館這些藝術展覽的公共空間類似，文學刊物是人來人往的‘過街天橋’，批評家最有可能成為文學策展人。”而文學策展人與傳統的文學編輯不同，他們的角色是聯絡者、促成者和分享者。

除此之外，何平還與復旦大學教授金理共同召集“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每年召集作家、詩人、藝術家、編輯、翻譯家和出版人等與上海和南京“雙城”青年批評家共同進行主題性的研討，作為一個開放、協商、對話的空間。何平還和譯林出版社合作一個35歲以下青年作家出版的長期支持計劃“現場文叢”。

金理總結說：“花城關注”以沉浸第一現場的姿態發現新人、新論域，“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對新人、新論域出場過程中的癥候性問題予以理論研討，“現場文叢”則為經受了出場考驗的文學新人提供長線支持。而這一切，都是一種進入文學現場的“對話”與“行動”。

關鍵詞： 文學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