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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少人”“缺人”日益成為困擾日本農業農村發展的嚴重問題。日本2020年農林業普查顯示，相較2015年，農業人口數量下降了26.6％，農民平均年齡高達66.9歲，65歲以上占到67％，農地荒廢面積逐年上升，農民老齡化、農村空心化業已成為現實。日本國土狹小、資源匱乏，卻擁有上億人口，堅實的農業農村基本盤是其保障糧食供給、維系社會穩定的根本，而足量且充沛的農業勞動力就是實現上述目標的載體與抓手。因此，如何緩解基層存量人力資源匱乏焦慮，有效填補農村勞動力供需間的缺口鴻溝成為日本必須處理的關鍵矛盾。

對此，從2019年開始，日本就提出了“農福連攜”的新模式。農福連攜意指農業與福利事業的并行與聯動，將廣大殘障人士引入到農業生產中，拓展農業勞動力大盤，幫助殘障人士生活就業，實現農業、福利事業的“共建”與“雙贏”。日本既是農業大國，又是全球社會福利體系最為健全的國家之一，“農政”“福祉”皆為其施政重點，也各有其自身難題。除農業“缺人”問題以外，最大的困難莫過于占日本總人口近8％，總規模達965萬的殘障人士的生活保障問題。如何幫助殘障人士融入社會、樂活樂業，對全社會都是極大的挑戰與考驗。農福連攜機制不但可有效挖掘殘障人士這一勞動力“富礦”，引導其結合自身情況參與到農業生產、加工、流通等特定環節中，彌補產業鏈人力缺口，協助土地復耕開墾，帶動鄉村再振興，而且能以農業龐大人力需求虹吸殘障人士就業，紓解“就業難”問題，借此壓降財政成本，讓他們在勞動中提升自我價值與生活品質，同時提高社會包容性與活躍度。

整體看，日本農福連攜戰略的推進呈現如下四個特點：

政策先行、橫向聯動。2016年，日本內閣提出“一億總活躍社會計劃”，要求將各特殊群體均等納入就業大盤，殘障人士由于人數眾多成為計劃重中之重；2019年，日本修訂《農業農村基本法》，提出“農業生產基盤向上”與“地域活性化”兩項任務，特別提出要在鄉村地區創造足量產業就業，以維護本國糧食安全和農業農村穩定。農福連攜恰好位于兩類政策的“交匯點”。如此全面而深入的政策準備為其后續體系化推進奠定了基礎，該戰略本身所具備的農福雙重屬性也為協調多個部門參與、動員多元主體介入、整合多方資源投入打開了通路。

部際協同、整體推進。在頂層設計與政策準備后，日本內閣迅速開展部際協同，于2019年召開兩次“農福連攜等推進會議”，由內閣官房長官任議長，農林水產大臣、厚生勞動大臣任副議長，作為連攜戰略最高決策機制，統一部署、居中調度，明確了其宏觀愿景與方向任務；同時，建立以農林省、厚生省為牽頭，法務省、文部省為配合的管理體制，辦事機構設于農林省農村振興局，各司其職、協同推進，逐步引動連攜事業在全國各縣、市廣鋪試點。

多方合力、共商共建。注重發揮多主體、多要素共建合力，有效整合政府、企業、協會、機構等多方力量，在實踐中形成了農業經營體雇傭、農協匹配、殘障機構委托作業、企業雇傭四類連攜模式；同步成立全國連攜應援推進聯盟，廣泛聯合國家省廳、地方縣市、福利團體、農業團體、經濟團體、企業、學者等各利益攸關方，截至今年9月共吸納271家團體企業參與其中，成為促進農福連攜事業共建、共享的重要機制助力。

樣板引導、宣貫激勵。一方面，以年度“農福連攜獎”評比為契機，征集全國案例，表彰先進、引導推介，成功打造靜岡縣濱松市、北海道月形町等典型樣板，為全國性仿效推廣提供了優秀例證；另一方面，充分發揚政策資金引導、激勵作用，在農林水產業振興交付基金中特批9752萬日元預算專款，用以支持連攜事業支援改造、設施整備與人員培訓，并要求在2024年前新創3000個農福連攜參與主體，使之盡快擴面上量。

數據顯示，在近年來的具體實踐中，農福連攜模式成效顯著。七成以上的農業經營實體都反饋“殘障人士是寶貴人才”“年銷售額有所增加”；七成以上的殘障人士反饋自身“體力、工資都有增加”。部分案例也表明，經適當流程優化與改造后，經營與生產甚至能在殘障人士幫助下實現質效提升，如靜岡縣濱松項目產品銷售額就成比例增加了6倍，這些成果都有力證明了農福連攜的實用與有效。目前，農福連攜已然成為日本“國民運動”，并正向新目標持續推進。對中國而言，如何從日本農福連攜的“他山之石”中汲取經驗，以應對農村日益嚴重的老齡化、空心化變局，亦是我國學界、業界所應關注與研究的重要課題。

（作者系清華大學博士、中國農業銀行辦公室高級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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