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時報記者?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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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全球正在全面擁抱數字化。在數字經濟已然成為國民經濟“加速器”的當下，數字化的浪潮持續高漲，產業向數字化轉型的呼聲愈演愈烈。然而，經濟社會以及產業的數字化轉型真的是順風順水嗎？企事業單位的數字化轉型意愿是否依舊強烈？數字經濟增長是否存有壓力？日前，騰訊研究院發布的《數字化轉型指數報告2022》（以下簡稱《報告》）顯示，今年以來，我國數字經濟增長壓力加大，整體呈現動能不足的態勢。

“數字化轉型指數疫情以后仍維持高位，盡管整體增長面臨趨緩壓力。”騰訊研究院研究員白惠天告訴記者，從區域來看，數字化的城市集群特征明顯，從東向中西部擴散正在形成數字經濟基本盤；從類型看，二線城市加速向一線城市靠攏，同時數字化持續向腰部城市下沉；從行業看，沿海、沿江智慧工業帶、文體娛數字活躍區、“東數西算”聚集區、智慧醫療“胡煥庸線”等構成核心特征。

數字化轉型成為“必選項”

《報告》指數顯示，數字化轉型的整體發展面臨減緩壓力，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和行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熱情在削弱，越來越多的行業企業，已經把數字化轉型作為了未來發展的“必選項”。

數據顯示，工業、醫療、政務等的數字化轉型指數，近兩年平均增速都超過了50%。

在醫療領域，騰訊就聯手多地相關部門基于小程序、大數據等技術，打造電子健康卡開放平臺，內容涵蓋公共衛生服務模塊、健康信息應用，并促進了電子健康卡渠道推廣，很大程度地促進了醫療流程數字化，增進了公共醫療衛生服務效率，給民眾就醫帶來方便。

《報告》顯示，在數字化轉型的大趨勢之下，我國沿海智慧工業帶已然成型，東部沿海省份工業數字化占比普遍較高，部分城市的增速也正在加快。對比不同行業數字化轉型指數，工業領域的表現最亮眼，反映“數實融合”提速的勢頭顯現。

騰訊研究院智慧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吳朋陽認為，數字化轉型指數整體增長減緩的壓力，主要反映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近年來宏觀經濟增長的壓力，同樣傳導到數字經濟和數字化轉型領域，數字與實體密不可分，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二是數字化轉型進入了深水區，從早期相對容易開展的營銷服務數字化，到如今需要深入企業內部做供應鏈、生產乃至研發等的數字化，涉及整個組織體系的數字化改造升級，難度明顯提升，需要長期、持續的投入才可能突破。

區域發展不均在逐步改善

數字經濟一直是區域經濟實力的有力體現。《報告》顯示大灣區是中國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這點從數字化轉型指數的區域分布情況也能明顯看到。在11大城市群中，珠三角城市群的指數規模長期處于全國之首，可以說是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主引擎。

白惠天說，從全國范圍看，數字化轉型延續了近年來由東部發達省市向中西部省市擴散的基本特征，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成渝四個核心的區域龍頭效應明顯。“值得注意的是，長江中游、中原和關中平原為代表的中部區域今年增長尤其突出，并且增長勢頭呈現向南、北延伸的趨勢，代表增長新動能的中部數字經濟帶正在逐漸成型。”

數字經濟對區域協調發展起到了很好的助力和支撐作用，特別是近幾年，區域發展不均的現象開始緩解。“結合最新數字化轉型指數結果，從數字一線至五線城市看，一線城市仍具備絕對領先地位，但指數增速已較低；二線城市指數增速達到一線城市的2倍，數字化進程加速向一線城市靠攏，特別是2022年一季度，二線城市在五類城市中單季同比增速高居榜首；三、四線城市增速保持高位，表明近兩年數字化持續向腰部城市下沉；尾部五線城市增速在一線之外的城市中排名最低，主要受制于云、AI等基礎設施建設應用不足，其基礎設施指數占總指數僅2%，低于全國整體的占比情況。”白惠天介紹道。

從《報告》不難看出，數字化在一線至五線城市之間的發展不均有望突破，特別是二、三、四線城市崛起勢頭強勁，近年正在加速向頭部城市靠攏。

企業是數字經濟的主體

作為數字經濟的主體，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一直備受關注。對于現階段我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發展現狀，不少行業專家認為，目前大部分中小企業仍處于數字化基礎初級階段，部分企業處在從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過渡的過程中，大多數企業在轉型過程中都會遇到預算不足、資源束縛等問題。

騰訊研究院今年發布的《2022中國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調研報告》顯示，近七成民營企業數字化年投入少于50萬元，資金瓶頸是企業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大障礙。近六成企業所在地沒有專門支持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融資平臺或通道。

白惠天認為，中小企業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主要面臨技術、人才和資金三方面的困難。“首先是缺乏低價好用的數字化工具導致企業并不愿轉；其次是缺乏數字化轉型人才導致企業不會轉；最后也是不容忽視的硬約束是資金短缺導致企業不敢轉。”

為此，工業和信息化部辦公廳日前印發的《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指南》，就是旨在為中小企業科學高效推進數字化轉型提供指引。

“不同規模、不同所有制的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本質目標基本相同，都是要成為數據驅動型企業、讓數據為企業創造新價值。”吳朋陽表示，但在具體開展過程中，大企業與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由于企業的規模、靈活性、經營目標等存在差異，數字化的側重點也存在差異。這些差異是市場的客觀情況，數字技術服務商最應與廣大的生態伙伴合作，形成靈活的數字化工具組合包，應對不同企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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